學校本應是為學生傳播知識的神圣殿堂，是一片純凈的育人沃土。但現實中，部分學校和教師卻過度熱衷于組織學生訂閱教輔書籍與資料。這看似平常的教輔訂購行為，實則已發展成為一個規模龐大的產業，背后交織著錯綜復雜的利益鏈條。某些人利用行業“潛規則”，在教輔資料訂購環節謀取私利，不僅嚴重破壞了教育公平，更可能觸碰法律紅線，使涉事教師面臨嚴峻的刑事法律風險。

 

    教輔變“教腐”，亂象叢飛

 

    學校安排一科訂一套教輔資料，部分教師還會額外增加訂購數量。教輔推薦訂購層層加碼，這一現象不僅加重了學生的學業負擔與家長的經濟壓力，加深了教師對教輔資料的依賴程度，加劇了社會層面“刷題式”的教育焦慮，更成為校園減負工作推進的重大阻礙。然而，此類問題為何屢禁不止？其根源在于背后存在深度捆綁的利益鏈條。

 

    ——回扣現象泛濫。據一位教輔代理商透露，行業內存在所謂“行規”，一本教輔材料在扣除發行、稅費等成本后，剩余不到三成的收益中，一到兩成會被用于支付回扣。

 

    ——違規超額訂購。受利益的驅使下，部分地方的教育部門和中小學校卻采取各種方式突破“一教一輔”的限制。以中部某縣的一所小學，在去年訂購《語文作業》等6本教輔材料時，原本合計定價90元，卻按135元標準向學生收費。經家長舉報調查發現，多收取的費用被學校用于征訂不在目錄中的其他教輔材料。這不僅加重了學生家庭的經濟負擔，還使學生承受過多課業壓力，大量教輔材料堆積卻無法有效利用。

 

    ——暗箱操作入圍。國內大多數省份采取省級教育部門推薦書目，市教育局組織專家評議、每科選定一兩種教輔形成目錄，縣區中小學校按目錄統一征訂的模式。這也意味著，只要進入目錄，就幾乎壟斷了這一區域的教輔市場。在這樣的產業模式下，在一些地方，對于推薦目錄有著決定權的教育主管部門和學校領導自然也就有了權力尋租的空間。從查處的案件中所見，一些代理商為了讓自己的教輔入圍推薦目錄，不惜“圍獵”教育部門干部和學校老師。不僅明碼標價給予最高達售價30%的回扣，還通過陪吃陪喝、以捐贈名義提供回扣等方式，形成部分地方教育部門的“小金庫”，用于發福利、搞晚會、辦球賽等開支。

 

    ——家委會充當“幫兇”。部分教師為規避責任，采用間接手段推進教輔訂購。他們先成立家長委員會，并精心挑選能夠配合工作的家長擔任成員，再由家委會負責教輔征訂工作。當家長們看到其他家長紛紛繳費，出于不希望孩子落后的心理，往往會跟風繳費，使得教輔征訂工作得以順利完成。教師還會向家長申明，教輔征訂遵循自愿原則，未購買的家長無需繳費。試圖通過這種方式撇清自身責任，但這一做法不僅無法掩蓋事實本質，反而損害了教育行業的整體形象。稍有判斷能力的人都能看出，“收取費用、指定教輔”并非家委會的自主行為，而是受到學校與教師的影響。因此，這種以家委會為擋箭牌的做法，難以逃避法紀的監督與問責。

 

    2023年1月13日，教育部、公安部、民政部等十三部門聯合發布《關于健全學校家庭社會協同育人機制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意見》著重強調，要充分發揮家長委員會的橋梁紐帶作用，加強對家長委員會工作的指導，明確其工作職責，完善工作制度，規范工作行為，并嚴禁以家長委員會名義違規收費。家委會不得以自愿為借口向學生或學生家長收取費用，學校和教師也不得以家委會的名義組織收費、攤派或捐資，這是必須堅守的基本常識與行為底線，絕不能讓“家委會”異化為違規購買教輔軟件的工具。

 

    “潛規則”背后可能構成的犯罪

 

    ——受賄罪。學校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如學校領導、負責教輔資料訂購的相關負責人等，若利用職務便利，收受書商或教輔代理商給予的回扣，并為其謀取利益，其行為可能構成受賄罪。

 

    ——（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即使不是國家工作人員身份的普通教師，如果在教學活動中利用職務便利，收受教輔資料銷售方的回扣，同樣可能構成犯罪。

 

    學校教師在教輔資料訂購過程中，務必保持清醒的頭腦，切勿被眼前利益迷惑，陷入“潛規則”的陷阱。這些看似能帶來短期收益的行為，實則隱藏著巨大的法律風險。一旦觸犯法律，必將面臨嚴厲的法律制裁，不僅個人職業生涯毀于一旦，更會對教育事業發展和學生切身利益造成嚴重損害。學校和教育主管部門也應強化監管力度，完善相關制度，從根源上杜絕此類亂象，共同維護教育領域的純凈環境。（文/湖南君杰律師事務所許小軍）